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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第一章 比勒陀利亚的男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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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1年6月28日。比勒陀利亚的冬天。
梅耶·马斯克在产房里听见窗外有蝉。南非的六月是冬天,可那天热得反常。护士把孩子递过来,小得让她意外。
“埃隆。”她念了一声,没多解释这个名字的来历。
父亲埃罗尔·马斯克是个工程师,在城里开着一家工程咨询的小铺子。他后来说起那天,只讲了一句:这孩子眼睛睁得早。
这句话没法替他作证。但屋里那一阵安静是真的。
梅耶是加拿大人,出生在里贾纳,后来做模特,也考了营养师执照。她个子高,笑起来有点倔。埃罗尔在南非出生长大,手巧,能对着一张图纸把整台机器在脑子里拆开再装回去。两个人合不来,这是后来街坊都看得出来的事。
埃隆是老大。下面还有弟弟金博尔,和妹妹托斯卡。
比勒陀利亚那时候还是个安静的行政城市。政府大楼是石头砌的,街道宽,树多。孩子们放学后在院子里跑,他不去。他蹲在门槛上看书。
“你弟弟在叫你出去玩。”梅耶有一次说。
“让他叫。”他没抬头。
她走到他背后,看见书页上密密麻麻的字,一个九岁孩子未必全懂。她没再催。
***
他大约八岁那年,父母离了婚。
家里的气氛先变成了一种沉默,再变成了两处房子。梅耶带走了妹妹,埃罗尔留下了两个儿子。大人们问埃隆想跟谁过,他选了父亲。
很多年以后,他谈起这个选择,话说得很平。他说那大概是个错误。
他没有细说为什么错。也没有把这件事讲成什么受了伤的故事。那句话就停在那儿,像窗台上没被收进去的一只杯子。
埃罗尔住的地方有间书房,书多,工具也多。埃罗尔喜欢把东西拆开给他看,发动机、收音机、旧钟表的齿轮。埃隆坐在地上,看父亲的手在零件之间移动。
“这个叫凸轮。”埃罗尔说。
“这个呢?”
“轴承。转起来不费劲的那种。”
男孩记下了。
有一回埃罗尔带回家一张工厂的图纸,铺在餐桌上,比桌子还长。埃隆趴上去看,手指顺着线条走。图纸上是某种起重机的臂,标注密密麻麻。
“这上面写的是毫米?”他问。
“英寸。南非这边习惯用英寸。”
“那换算过来是多少?”
埃罗尔报了个数。埃隆拿笔在边上算了一遍,结果一样。父亲看了他一眼,没说话,把图纸卷起来收好。
那天之后,埃罗尔偶尔会给他出些奇怪的题。比如一块铁皮能切出几个最大圆,比如一根管子走线怎么绕最省。男孩不爱说话,但算题的时候眼睛会亮。
梅耶那边是另一种教育。她做模特,常常带他去看自己拍照。后台镜子多,灯烫。她告诉他,站姿、表情、怎么在镜头前不慌。
“你将来不一定做我这行,”她说,“但这门本事有用:被人盯着的时候,稳住。”
他点点头,没接话。后来他在很多双眼睛面前讲过话,想起过这句话。
***
学校里有人不这么看他。
他个子小,话少,书本永远比球类有意思。这在操场上不是受欢迎的配置。一伙大孩子盯上了他,理由说不清,也许根本不需要理由。
有一天他被从楼梯上推了下去。
具体是哪一级楼梯,后来没人能说准。结果是他躺了好一阵,进了医院。母亲从加拿大赶回来,在病床边坐了很久。他醒过来第一句话不是喊疼。
“我的书呢?”
梅耶把书放在他枕边。他翻开来,像什么都没发生。
他不还手。不是因为不敢,是觉得那件事不值得用拳头解决。他把这件事收进一个很小的抽屉里,平时不打开。
有个下午,他在医务室走廊碰见带头那孩子。对方斜着眼看他,像是等着他先低头。
“你书读得多,”那孩子说,“脑子好使啊。”
“让开。”埃隆说。
声音不大,但没抖。对方愣了一下,骂了句什么,走了。
他站在原地,把绷带边角按了按。他后来跟人讲,那天他明白了一件事:欺负人的人其实在等你也变成他那样。你不变成他,他就没招了。
校长办公室里,父亲去谈过一次。谈完回来,埃罗尔只说:以后走路绕开那帮人。
他没有去学拳击。他跑去图书馆,借了能借的一切。科幻的、科普的、厚得像砖的传记。图书管理员后来记得这个瘦孩子,每次来都抱着一摞,还的时候书角全是卷的。
“你看得完吗?”管理员有一次问。
“看不完就先看目录。”他说。
这句话他一直留着。先看目录,再决定往哪用力。
这段日子留下的,是一个瘦小的、总在看书的孩子,和一个后来他反复说过的判断:被人打的时候,最有效的回应不是把对方打倒,是让自己变得对方够不着。
***
他读完了整套《大英百科全书》。
不是挑着读,是顺着字母顺序,从第一本读到最末一本。母亲发现的时候,书脊已经被翻软了。她在厨房里问他,恐龙那卷是不是看得最慢。
“翼龙不算恐龙。”他说。
“你怎么知道?”
“书里写的。”
那套书让他相信一件事:世界上的东西都有名字,名字后面都有道理,道理是可以被一个愿意翻书的人弄懂的。这想法朴素,却很结实,后来很多年没松过。
十岁左右,他得到了第一台电脑。一台康懋达 64 型家用机,接在电视机上,内存小得可怜。
他没等谁教。说明书厚,他一页页啃。那台机器的编程语言他先是照着抄,抄着抄着就开始改。改坏了,屏幕上一片乱码,他关掉重来。
“你又在跟那个盒子说话。”金博尔说。
“它在回答我。”他说。
十二岁,他写了一个太空游戏,叫“爆炸星”。玩家指挥一艘小飞船,躲过敌人的炮火,把对方的母舰炸掉。代码是他一个字符一个字符敲进去的,图像粗糙,逻辑却跑得通。
游戏占的存储空间不大,可对于一个十二岁孩子来说,写完整套已经不容易。他先在纸上画流程图,飞船向左、向右、开火、被击中后减血。每一条分支都得接上,接不上就会卡死。
“你又在敲那个盒子。”金博尔趴在床沿看。
“快好了。”
“这飞船长得像土豆。”
“土豆也能炸人。”他说,手没停。
他把游戏存进软盘,又誊了一份打印稿,附上一封信,寄给一家专门登载爱好者程序的电脑杂志。信封是他自己写的地址,邮票贴歪了。
几周后,回信来了。杂志要登这个游戏,付稿费,大约 500 美元。
他拆开信的时候,手有点抖。不是因为钱多,是因为信上写了他的名字,说“你的程序我们用了”。
钱到账那天,他没去买糖,也没去炫耀。他把那张支票看了很久,然后收好。这是他人生第一笔靠“太空加代码”赚到的钱。那笔钱不大,但性质清楚:他发现自己能把脑子里的东西,变成别人愿意掏钱买的东西。
很多年后他回忆这件事,说那让他第一次确认,自己可以靠这种本事活下去。
***
十三岁前后,他读到了一本奇怪的书。
书名叫《银河系漫游指南》。英国人写的,讲的是地球被拆掉、一个地球人搭上外星人的飞船、一路追问“生命、宇宙以及一切的答案是什么”。
书里最后说,答案是 42。但不是那个数字有意思,是书里一句更早的话让他停住了:真正难的不是找到答案,是提出正确的问题。
他把这句话在心里翻了好几遍。
当时他并不知道这句话会去哪里。他只是觉得,这话对。一个人如果问错了问题,答得再漂亮也没用。
书里那艘飞船的驾驶舱面板上,印着一行字。他读到了,记住了,后来在某个深夜,把这行字工工整整写在了自己的一件东西上。那四个字他一直留着,没有对任何人解释过是什么意思,也没说写给谁看。
他在书页空白处写:别急着要答案。
这一笔先放在这儿。
***
1988年前后,他十七岁。
南非当时还实行种族隔离,适龄白人男子要服兵役。他不想去。理由他不常讲,讲的时候也很轻:不愿意拿枪。
他决定去加拿大。母亲是加拿大人,萨斯喀彻温那边有亲戚。
他一个人走。签证塞在口袋里,行李是一个包。飞机落地的时候是冬天,加拿大的冬天和他熟悉的南非冬天不是一回事。
萨斯喀彻温冷得能把人耳朵冻麻。亲戚家能收留他一阵,但吃饭干活是两码事。他去找零工。
清理锅炉房。地下室潮湿,煤灰落进领口,他戴着口罩还是咳。一小时几块钱,他数着小时过。下班时脸上是一道道黑印,只有眼白是亮的。
“今天赚多少?”亲戚问。
“够吃两天的。”他说。
亲戚笑了,觉得这孩子说话有意思。他没笑。他是认真算过的。
锯木厂。巨大的锯片嗡嗡响,木屑飘在空气里,落进头发。他搬木料,手很快磨出茧。工头是个不爱说话的壮汉,看他瘦,先没给好活。干了一个月,工头把最重的那堆交给他,没解释为什么。
“你扛得动。”工头只说了这句。
他扛了。
后来他说起那段日子,用的是“冷、穷、自由”三个词。冷是真的,穷是真的,自由也是真的——没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合群,没有人逼他说话,他可以整晚整晚地想自己的事。
可自由也意味着没人管你死活。有天他发烧,一个人躺在租来的小屋里,水壶空了。他爬起来烧水,喝完又躺下。第二天照常去上工。
“你脸色不对。”工头说。
“没事。”
工头丢给他一盒感冒药,转身走了。他收下,没道谢,后来把空盒子还了回去。
有一次他在零下几十度的夜里走回住处,鞋底踩在雪上咯吱响。他想起比勒陀利亚的热,想起那台康懋达,想起那 500 美元。他笑了笑,哈气在路灯下成了一团白雾。
“还能更糟吗?”他问自己。
然后他决定,不能一直锯木头。
***
他申请了大学。先是安大略省金斯顿的女王大学。
校园在湖边,安静,规整。他读了一阵,又转去了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,学物理,也学经济学。
为什么要同时学这两样?他后来没把这件事讲成什么宏大的计划。他只是说,物理告诉他世界怎么运转,经济学告诉他人怎么分配东西。两样都想弄懂。
在宾夕法尼亚,他的日子还是简单:上课,图书馆,少说话。同学里有人觉得他怪,有人觉得他聪明得有点吓人。他不在乎。
物理课上有一次分组,没人愿意跟他一组。他一个人把实验做完了,数据比别组都干净。助教问他怎么想的。
“先确定要测什么,”他说,“再决定仪器怎么摆。”
助教把这句话记在了本子上。
经济学课他喜欢算成本。教授讲市场,他盯着黑板上的曲线,想的是曲线背后那些人为什么这么选。有一回他交的作业里写:价格高不一定是因为东西贵,可能是因为没人愿意把价格压下来。教授在边上画了个问号,没扣分。
一个读物理的年轻人,就这样站在了美国。
他不知道接下来会撞上什么问题。他只带了一样东西从童年过来:先问对的问题,再动手。
一个所有人都已经停止追问的问题,正在前面等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