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. 第010章 大理寺的门槛

第二天辰时，药铺真的解封了。

苏木回到太平坊的时候，钱伯站在铺子门口，眼圈是黑的。见她回来，他老远就迎上来，嘴唇动了动，最后只说了三个字：“回来就好。”

苏木看着药铺的牌匾。

“苏家药铺”四个字，木头已经旧了，漆掉了一半。

她没说话。进了铺子，先拉药斗。

一格一格拉。

她拉得很慢。每拉开一格，先看药，再看抽屉底那层纸——那是抓药的人垫的，垫久了会留下药屑，也能看得出这斗药最近动没动过。

第一排，正常。

第二排，正常。

拉到第三排第五格，是附子。

钱伯跟在旁边，见她停手，赶紧说：“大小姐，这斗我昨夜才清的。”

苏木没应。她把整斗附子倒在油纸上，用手一行一行地拨开。

黑亮的制附子，一片一片，干干净净。

她又凑近闻。制附子的味道是辛而微苦的，带一点焦。这一斗里，全是这个味。一片生的都没有。

“昨天还是生熟混着。”她说。

钱伯的脸一点点白下去。

“昨夜……昨夜苏二爷来过一趟，说帮咱们清药库。”

苏木点点头。

她又拉到第三排第七格，标着“白芍”的那一斗。

不用看，她也知道里面是什么。她还是看了。白芍、赤芍，还是一半一半。

她把两样都抓了一小撮，各装一个纸包，写上字，收进柜子最里面。

“钱伯。”

“哎。”

“从今天起，附子这一斗、白芍这一斗，谁也不能动。”她顿了顿，“包括您。”

钱伯的嘴唇抖了抖，最后重重地点了下头：“……是。”

苏木又把袖子撩开，把柜台下面那一格抽屉拉开——那是存方子的地方。

空的。

一张方子都没有。

“方子呢？”

“苏二爷前日一并收走了。”钱伯声音很低，“说是怕出事。”

苏木把手从抽屉里抽出来。

她想起了自己昨天在大理寺说过的那句话——没有证据。

现在她连方子都没有了。

不只是方子。

她走到柜台后面，一格一格看过去。药斗还在，戥子还在，研钵还在，可这些东西凑在一起，不像一个铺子，倒像一间还没开张的库房。

一个药铺，得有方、有药、有账、有人。她这儿现在只剩药。

她把那包白芍和赤芍收进袖子里——这是她今天唯一拿到的东西。然后又从柜台最里头翻出一块旧木板，用袖子擦了擦。

钱伯看她：“小姐这是做什么？”

“写字。”苏木说，“店里的话，得挂出来。不然来了人，我们说不清。”

“挂什么？”

“挂‘今日药价’。”苏木说，“也挂‘今日无方’。”

钱伯没听懂。苏木也没解释。

她站在铺子中间，听了一会儿街上的声音。药铺开着门，可一上午，没有一个人进来。

“人呢？”她问。

“不敢来了。”阿桃小声说，“今早王婶来过一趟，在门口站了站，又走了。”

“她说什么了？”

“她说……她说陈家的事，街坊都知道了。”

苏木没生气。这不怪王婶。

“钱伯，把方子本找出来。”

“方子本？”

“我爹怎么记方子的？”

钱伯愣了一下，从柜台最里头翻出一本线装册子：“老先生在的时候，出药都记一笔。可他走了以后，就……就没再记。”

苏木把册子翻开。最后一笔是三年多以前的，字是她父亲的。

“记。”她说，“从今天起，每一笔都记。谁来、什么病、抓了什么、几副、什么时候再来。”

“这……”钱伯为难，“记了有什么用？”

“有用。”苏木说，“等到有人再来问我们‘你们那副药害死过人’，我可以翻给他看。”

“可要是人家不认账呢？”

“不认账，我也有一本自己的账。”

那天下午，大理寺来了人，只来了一个。

崔明远骑着马，在药铺门口跳下来，抹了把汗，进门就拐弯：“苏姑娘，大人让您去一趟。”

“又审？”

“不是审。”崔明远压低声音，“大人想让您做一件事。您先别应，听我说完——他让您做‘药作’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药作。就是——您懂药，以后凡是大理寺碰上看不懂的药、看不懂的毒，请您来辨。”他咳了一声，“大理寺没这个编制，所以这事不能叫‘请’，只能叫‘借’。”

苏木看着他：“借多久？”

“大人没说。”

“有俸禄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有牢头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有棍子吗？”

崔明远一愣：“没有。”

“那就行。”

苏木把那张画着数字的纸收进袖子，跟他走。

路上崔明远还絮絮地说：“苏姑娘，你可想清楚了。药作这差事，出了事，第一个问的就是你。前头几个替大理寺看伤的大夫，最后都辞了。”

“为什么辞？”

“看出来的东西，跟卷宗上写的不一样。”崔明远说，“大人要你照实说，可照实说的代价，你自己担。”

“那正好。”苏木说，“我这人别的不会，照实说最会。”

大理寺那间偏厅里，谢珩坐在桌前，面前摊着一张卷宗。

“李大夫。”他说，“昨夜沉了河。打上来了，仵作看过，水灌得满，无外伤，像自己跳的。”

“不像。”苏木说。

“为何？”

“李大夫膝下刚添了儿子。”苏木说，“一个刚得了儿子的人，不会自己跳河。”

“就凭这个？”

“还凭一件事。”苏木说，“他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，跟隔壁邻家借了两文钱。”

谢珩抬眼。

“一个打算死的人，不会借钱。”苏木说。

谢珩没接话。他把一样东西推过来。

那是一只小瓷瓶。白釉，很干净，瓶口堵着木塞。

“在李大夫袖子里找到的。”他说，“你闻闻。”

苏木拔开水塞，往鼻下一送。

一股很淡的、带点腥的甜味。

她把瓶子盖上，放在桌上，两只手按在桌沿。

“就是那味花。”她说。

谢珩看着她：“你能确定？”

“我验过陈家的蜜。”苏木说，“味道一样，只是这个浓。”她顿了一下，“浓到这一瓶，够毒死十个人。”

厅里静了。

“李大夫是把花磨成粉的人。”她说，“但他不是摘花的人。”

“摘花的人在哪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她抬头，“但我知道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这只瓶子的瓷，是官窑的。”

厅里静了很长一阵。

谢珩缓缓地、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：“你是说，这件事跟宫里有关。”

苏木没点头，也没摇头。

她只是想起那本《苏氏药录》里，父亲写在页边的四个数字。

一、三、七、十九。

她想了想，把它念出来了。

谢珩的书案上，那盏灯的灯芯爆了一下。

他站起来，转过身，看着窗外。晨光落在他肩上，把他的影子削得很薄。

苏木看着他的背影，忽然发现——他站着的时候，右脚确实比左脚靠前半步。那不是习惯。那是他站着的时候，背在痛。

“苏木。”

“在。”

“你再说一遍那四个数字。”

苏木又说了一遍：“一、三、七、十九。”

谢珩很久没回头。最后他说了一句话，声音很轻，像是在对自己说：

“四年前，我父亲下狱时，抄出来的东西里，也有一页纸，上面是这四个数字。”

苏木手里的茶盏停在半空。

“你父亲——”

“谢冲。”谢珩转过身，“前大理寺卿。四年前被定纵火，烧的是太医院药库。”

苏木放下茶盏。

“那你现在做的这件事，”她问，“是在查案，还是在替你爹翻案？”

谢珩看着她，一字一句地说：

“我爹教我的第一句话是，大理寺断的是案，不是人。”

“他还说，人会被冤枉，证据不会。”

“所以我等证据。”